为什么在纣王之后，再也没有“人皇”，帝王只能称为“天子”？

来源：陆钰涵 发布时间：2024-11-25 23:50

　　朝代歌中曾这样说“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此三人作为华夏部落的重要领导者，位居“人皇”行列。

　　即使后来大禹将皇位传给儿子启建立夏朝，人们依然认为世袭的“君主”就是人皇。

　　后续殷商灭夏改朝换代后，“人皇”的称呼和传统依然保留。

　　很快商朝也从繁荣走向没落，商纣王作为商朝最后一任统治者，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随着周文王打入朝歌，他带着珠宝在鹿台自焚，周王朝建立。

　　但从这次以后，中国社会再也没了“人皇”，而是称之为“天子”，封建社会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

　　纣王暴政的神权破坏

　　“人皇”是早期奴隶制社会中，神权不断强化和根深蒂固的产物，不仅是神仙的体现，也是人族统治者“气运”的象征。

　　这是贯穿奴隶制社会的一种现象，早在大禹时期，就有垄断神权的做法。在大禹之前的尧舜等都可称之为人皇。

　　大禹也是如此，他将自己扮演成天地时间唯一的受命者，并通过祭祀来表现自己对鬼神的虔诚。

　　《论语》中孔子曾评价大禹是“非饮食而至孝乎鬼神”，这种对神权的宣扬实际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是自然压迫和阶级压迫的产物。

　　原始社会早期的人们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便会对统治者产生一种崇拜。

　　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便将他们的统治意愿宣扬为神的旨意，大禹的继承者启继续沿用。

　　他宣称“天用剿绝其命，令予推恭行天之罚”，借神权维护统治，所以被称之为带有神仙性质的人皇。

　　到了殷商时期，朝政之中的神权特色更为突出，奴隶主阶级对鬼神的迷信堪称典型。

　　《礼记》中曾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这表示商朝举国上下都信奉鬼神，统治者作为人皇自然备受崇拜。

　　在这种基础上，商朝的鬼神信仰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塑造出主宰一切的“帝”。

　　在这种意识中，身为“人皇”的商王主宰一切，无论是粮食的收成，战争的胜负，城池的修建，来自官吏的选拔任免和奴隶的逃亡都在其预料之中。

　　但不可思议的事，这种预料竟然通过“占卜”来实现，出土的甲骨文大都是关于占卜的记录。

　　这种对神权的塑造和强化让商王深受广大人民信任，后代的继承也被商王渲染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但这种思想在商纣王时期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的不正常统治是“人皇”转变为“天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纣王统治时期，本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主持占卜的“巫师”都成为了神权的牺牲品。

　　他们费尽心思，也不能阻挡国家的衰亡和纣王的暴政，这直接导致了神权在民间公信力的丧失。长期的战争让商朝的人力物力几乎枯竭，激化了社会矛盾。

　　人们逐渐意识到，所谓的神权似乎并不能像当年的尧，舜，禹给人们带来安宁的社会与环境，反而是残酷的统治。

　　尽管商朝对神权的态度无以复加，但神并没有因为其虔诚而庇佑，最后也免不了被周取而代之的结局。

　　对广大人民而言，殷商所鼓吹的神权遭到了严重打击，所以尽管西周早期依然使用神权作为统治人的精神武器，但提出了军权神兽的思想，指出神是各族所共有，但上天之命是周王所有。

　　人皇不复存在，而是出现“持天命者”，有德之人为天子，臣民归顺。

　　符号的破灭

　　从文化角度来分析，夏，商，周代表着三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符号。

　　夏朝是“人皇文化”的开端，也是奴隶社会的伊始，当时的社会底层相对蒙昧无知，加上有尧舜禹三位人皇在前，使得人们认同了这种文化符号。

　　而到了商朝时期，历代君王对这种文化符号大肆渲染。由于前期统治清明，政局稳定，底层社会的人们堂而皇之地接受了殷商时期对“人皇”的继承。

　　但后来的纣王帝辛残酷的统治让人们对“人皇”这样的文化符号产生了极端负面的影响。

　　这一层面从后续的文化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封神演义》中的纣王昏庸无道，沉迷酒色无法自拔。

　　伴随着纣王形象的负面性，与他相关的所有文化符号都被深深打上了反面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