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字长文：段永平、vivo沈炜、OPPO陈明永的创业故事

来源：体育知识科普发布时间：2023-07-12 15:10

两万字长文：段永平、vivo沈炜、OPPO陈明永的创业故事

北戴河列车上的会面

1986年8月15日，北京开往北戴河的列车上，领导人接见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丁肇中，随行还有一位搞高科技工业的香港商人，刘永龄。往常，这种政治家、科学家和商人三者齐聚的场合很是少见。一般来说，领导人要么接见声望隆重的科学家，要么接见富有的香港商人，他们广泛涉足地产、船舶、金融等重资产行业，像今天这样聚焦高科技工业的港商，却是凤毛麟角。

在年过七旬的领导人眼前，五十出头的刘永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少壮派，他心里多少有点没底，但是一启齿，就遇到了“禁区”：

国营企业太多，中国能不能搞一些私营企业？

这是一个斗胆的建议。那时，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民间经济已可以雇人，但雇八人以上都是一个敏感的红线，私营经济更不必说。刘永龄保持了一个干练工程师的脾性，说话直来直去，他也想不到用什么方法，好让题目的棱角没那么光鲜。这个题目一出口，飞跃的火车立马感觉到了异样，砰砰砰的声音也似乎忽然降了下来。领导人听了刘永龄的题目，点头笑道：

你以为发展私营经济的理由是什么？

这个抛来的题目仿佛发令枪响，刘永龄字斟句酌，说到：

尽快发展私营企业、上市公司，只要少数股份就能控制全局。我主张中国采取这个办法，用大家的钱，把小企业卖出去，大企业上市。我们的国家经济身患重病，现在的办法是唯有靠国家贷款，大力支持私营经济。香港的工厂，80％是20人以下的小厂，现在的大厂都是小厂发展起来的。对外开放的同时，也要对内开放，也就是鼓励发展私营经济。

国家贷款支持私营经济，小厂万马奔腾发展到大厂集中出产，国企改革大小分流并做资本化。刘永龄一番话，大大超前于大陆的改革进程。他的五句话字字珠玑，句句精准“踩雷”，领导人想的出神，对着面前这个勇敢的实业家说：

我们经营方面是做得不行，要想办法。

亿利达崛起

在香港商人中，刘永龄是个异类，他出身于四川刘氏，家世显赫。曾祖在中法战争镇海之役中立下功勋，被擢为四川总督。祖父在民国上海金融界享有声誉，退休后沉迷于金石甲骨，他在上海静安新闸路的老宅小校经阁，收藏了上万种古籍、青铜器和甲骨文。刘永龄在祖父的文物海洋中渡过了幼年，但到了成年，家族的荣光早已雨打风吹去。

1973年，刘永龄到了香港，出了火车站，赤手空拳，不知道住在哪里。那时，他年已四十，是一个老练的工程师，却只能给别人打工。不外，他确实来对了时间和地点。

70年代的香港，正值电子代产业的热潮。没过几年，刘永龄积攒了些资源，当起老板，创建了一个叫亿利达（注释，亿利达，英文名为Elite，即精英之意）的公司。一开始，亿利达只有一个工厂，不外几十人，刘永龄才智不凡，捉住办公设备的市场机遇，到八十年代，亿利达已经建了几十家工厂，产品出口全球。

香港的地租和人力本钱节节攀升，亿利达早在深圳设厂，属于来料加工性质，刘永龄仍不满意，想搞一个更大规模的工厂，跑去问深圳市政府，却发现大块地皮既不能租也不能买。

踌躇之际，借助于科学家挚友的匡助，刘永龄泛起在了一个说话或许更有分量的场合：北京通往北戴河的领导人专列。每年夏天，国家领导人都会到这个北方为数不多的海滨避暑胜地讨论改革进展，在火车这样的非正式场合，无疑更适合探讨一些颇为“斗胆”的话题。

北戴河专列谈话，让刘永龄意识到科学家朋友支持的重要性。丁肇中、杨振宁、陈省身、吴健雄...改革开放后，这些科学家成为大陆科教兴国战略的象征性人物，在政治上备受推崇。刘永龄积极维持着与他们的密切关系，以他们的名字捐助奖学金和阅览室，大陆高校的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港中文的杨振宁阅览室，台湾地区的丁肇中奖学金。除此之外，刘永龄还以公司名称命名捐助各类理工项目，上海交大的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香港理工学院的亿利达电脑实验室。刘永龄收成了科学家的信任，在奖项人才的选拔和评定上，当然也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

与科学家交游相得益彰，刘永龄在贸易版图上的扩张更加引人瞩目。1986年，中英谈判数年，不少香港的本地精英丧失决心信念，纷纷抛股卖楼，资产价格下跌，刘永龄冲进去，招兵买马，买楼扩产。

别人的天灾，成了他的天时。香港这边晦暗不明，大陆形势的好转快于预期，1987年下半年，深圳市政府对港商放开购地政策，亿利达立即在蛇口拍下一块地，建起十万平方的工厂。亿利达在香港与深圳两地往返加注，分工的上风越发明显，而要施展这种上风，只缺人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