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大一统王朝为何都难以超过300年？是什么因素造成的？-今日必看

我国古代大一统王朝为何都难以超过300年？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来源：书都撕了糊粮屯儿发布时间：2023-03-28 09:01

　　导读：众所周知，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国家。然而，这是从文化延续性和地域的稳定性来说的，实际上，自有历史记录的夏商周三代算起，在这近四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华大地见证了近30个王朝的兴衰起落。但是，仔细一看，竟然没有一个王朝的寿命能够超过300年。似乎我国古代大一统王朝总被一个神秘的"三百年魔咒"所笼罩，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自然经济下土地与人口的矛盾

　　中国古代经济始终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导，这种经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特征。这种经济模式本身就是基于落后的经济和低水平的生产力状况之上，小农的生活生产高度受制于自然环境，尤其是土地这一核心要素。在这种十分脆弱的经济模式中，人民对和平与安定的渴望尤为强烈，这就与大一统的王朝统治相呼应。

　　社会与国家的安定既是统治者的目标，也是被统治者的需求，因此我们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封建专制王朝存在的经济基础，两者密不可分。如果这种经济基础能够保持稳定，那么理论上讲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就有了很大保障，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土地与农民往往不能紧密结合在一起。

　　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各种类型的土地兼并。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只有拥有土地才能生存下去，然而由于权力分层与阶层分化，实际上形成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土地集中到了官绅和大大小小的地主手中，农民沦为佃农，只能出卖自身为地主干活。

　　这种关系本来就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再加上官吏的横征暴敛，地主的剥削压榨，古代农民的境况总是十分悲惨。土地兼并是古代封建王朝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尽管很多统治者都认识到这样下去的危害，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更加规范的土地分配，然而这种现象始终不能得到彻底地根治。疯狂的土地兼并会带来严重后果。

　　一方面，土地集中却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无地的农民成为流民，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从底层影响整个国家的统治;另一方面，有一些农民在严酷的压迫之下选择反抗，组织农民起义，比如秦末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就打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

　　实际上，中国古代王朝覆灭的直接原因大部分都是以地方问题为导火索，农民起义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下土地难以均衡分配之外，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也是影响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我国自古就有民本思想，特别将人口增长视为善治的指标，尤其是汉朝初建，文景时期实施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成为惯例，在王朝建立初期往往采用此类政策，所谓盛世与大量的人口增长相伴而来。

　　但是，在古代落后的社会生产水平之下，对土地的利用有限，无节制的人口增长势必带来紧张的人地关系，这就进一步加剧了王朝统治的危机，一旦有天灾人祸降临人间，动乱就难以避免了。

　　集权专制

　　封建制度在西欧表现为封建等级君主制，在中国则形成了独特的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制度。有学者总结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可以分为皇权贵族、官僚集团和普通民众三个阶层，其中皇帝处于整个国家权力结构的最高核心地位，由此形成了皇帝决定国家一切事务的皇帝制。

　　皇权专制下皇帝对大小事务具有最高决策权，尽管这种权力会偶尔被周围人所分享，但始终局限在社会上层，这就导致社会的中下阶层利益诉求难以表达，造成某种意义上的权力垄断。当然，民本思想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矛盾冲突，建朝初期的统治者毕竟从战争中走来，还能认识到百姓和民众对于统治的重要性，例如历史上有名的明君李世民就曾表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体现出较好的统治素养。

　　但是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没有严格的民约与法治约束，也没有了建国的亲身经历，君主很难只凭借自律和谏诤保持这种思想，最终就是走向骄奢淫逸，走向名副其实的君主专制。上下之间的矛盾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而日益激化，缺乏良好的政治协商与矛盾解决机制，最后民众只好用暴力的方式和手段打破现有统治秩序。

　　正所谓"官逼民反"，正是对这一机制的简明概括。同时，这种集权机制不仅将权力集中到君主手中，而且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古代权力结构可以比喻成金字塔结构，皇权作为权力顶点，通过庞大的官僚体制向省、郡、县延伸，直接控制底层社会，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实际上是两种力量的博弈，与不断强化的君权相适应，地方权力在逐渐缩小，中央集权愈发强化，这带来了诸多弊端，例如社会活力衰退，对地方的控制加强，当中央权力达到极限而民权缩小到极限时，中央集权也就岌岌可危了。

　　吏治腐败

　　《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自尧禅让于舜，贤能政治一直是中国古代选人用官的价值标准。历代政治家也都明白官吏系统的重要性，吏治好坏直接影响着对社会的控制，而勤和廉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一旦吏治腐败，整个国家系统就会有瘫痪的危险。因此反腐应当是行政系统存在以来不变的主题。

　　然而在古代封建王朝之中，腐败与廉洁从机制上就存在深刻矛盾。作为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政权，统治者必定会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维护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这就需要在官僚生活中赋予很大的特权，缺乏约束的特权就会产生腐败;另一方面，肃清吏治，又是为了行政系统长远稳定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不得不对政治成员进行限制和约束。这种内在的矛盾就使得所谓勤政廉洁在当时条件下只能是一个价值目标，只能是个别人的行为而难以突破阶级局限实现全面的勤政廉洁。

　　这种局限性与上面所说的专制集权制度密不可分，后者更加剧了吏治腐败。在专制体制下，君主把天下视作个人私物，君主占有天下财富便是合理合法的，最高统治集团挥霍无度，却要求下层官吏保持廉洁，更加大了实现整体清明政治的难度。

　　本质上说，还是缺乏一套完整合理的制度，使得再多的德礼政刑都流于形式。直到明清时期，专制制度强化到极限，行政系统中的腐败现象也极度猖獗，像严嵩、和珅等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大多数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建国初期的吏治往往表面上"焕然一新"，但是随着王朝稳定下来，官僚制度中的腐败之势便逐渐显露出来，一旦冲破底线，便是王朝崩溃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