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别处花钱买来孩子，再报假警称捡到弃婴，从而让买来的孩子能够顺利登记户口，让“收养”合法化。靠着这样的方式，章兴(化名)刘雁(化名)夫妇顺利将买来的女婴“合法”收养。令人错愕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
9月中下旬，根据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提供的线索，澎湃新闻记者前往湖北省建始县和江苏省常熟市，以咨询落户的领养人身份，暗访两户涉嫌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为违法收养的孩子办理落户的家庭——前者已顺利落户，后者已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案，等待出具“捡拾弃婴报案证明”，以完成整个上户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在我国，弃婴的收养及落户，涉及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及儿童福利机构三方，有明确的办理程序规定和收养政策。那么，违法买婴者如何通过合法渠道“洗白”襁褓婴孩身份?铤而走险的背后，又有何隐秘?澎湃新闻调查发现，购买婴儿的家庭往往存在不孕不育或者其他一些原因，遂产生了收养孩童的需求;而贩卖婴儿者，多为原生家庭无力抚养或非婚生育等多种原因。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张善根认为，对无法生育，或失独等原因走上非法领养之路的家庭，国家相关部门需加强政策性保障和福利，但社会不该对这类所谓的 “良性违法”采取包庇或纵容的态度。
“辅警亲戚给我走的正规程序，搞了个领养证”
章兴是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人，现年36岁，个头不高，体型微胖，黝黑的圆脸总是挂着笑容。他曾外出打工，机缘巧合认识了“北漂”十多年的刘雁。刘雁来自湖北恩施州建始县，是家中长女。2017年，两人结婚后，章兴把户口迁到女方家，并跟着刘雁在亲戚的服装厂上班。疫情之后，他又搞起了社区电商。
去年8月初，有个老乡来电话，说“有一个娃娃”。想都没想，他就回复“要”。章兴和妻子算了一笔账，治疗不孕症至少要花费十万至几十万不等，还不一定能治好。现成买个孩子，只需要花不到一半的钱。这两年，夫妻俩还去过武汉和恩施两地的福利院咨询领养事宜，但都失望而归。章兴说，“恩施福利院里一个孩子都没有，登记了，也排不上。”
老乡介绍的女娃，原生家庭有些复杂：父母双方均是离异者，两人同居但还未再婚，各自还育有多名儿女。章兴称，他们不要孩子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养不起”。章兴提供的登报公示转账记录及湖北媒体于2021年6月18日刊登的公示对方以“营养费”的名义，一开始要价6.6万元，但章兴算了算，前前后后共转账了近8万元。孩子出生第七天，他就和妻子去医院抱了回来。章兴说，为了防止孩子被要回去，他们请了当地最好的律师制定协议。厚厚一叠，像一本册子，双方签字并盖了手印。“当时我就明说，如果将来扯皮，他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大不了就一起进去吃牢饭，他们卖孩子是犯法的。”
孩子皮肤白皙，有一双清澈透亮的大眼睛，像个洋娃娃，让夫妻俩很是喜欢，但出生医学证明上的父母信息不匹配，孩子落不了户，让他们犯起愁来。“后悔死了，在医院，(孩子)父亲(一栏)本来可以写我的名字，他们都说不用，现在看来难搞了。”去年10月21日，章兴在一个讨论“送养”婴儿相关问题的微信群里“冒泡”。和群友交流中，他透露，“我派出所有熟人，说不着急，会给我搞定”，“礼都送了，都是亲戚，可以说是自己屋的人”。这两句话，引起了上官正义的注意。章兴此后向其坦言，“我亲戚给我走的正规程序，搞了个领养证。”
孩子落户的主要依据是医学出生证明(简称出生证)，可以凭司法亲子鉴定结果补办。近年来，随着对开具出生证的监管的加强，通过以“捡拾弃婴”之名报假警，并以收养弃婴的方式上户，逐渐成为“洗白”孩子身份的一种新路径——而这种“合法化”的方式，给打拐带来了更大的难度。经过一段时间的线上交流，章兴逐渐放下戒备，并开始在与上官正义的微信私聊中“直播”最新进展。今年7月13日，章兴发来消息，“已经登报了，要等两个月。”9月2日，章兴又说，“我刚刚回来，今天给女儿搞户口，走正规渠道太费劲了。”
9月10日傍晚，澎湃新闻记者在建始县民政局附近见到了章兴。他刚开了80多公里山路，把负责评估收养条件的民政局工作人员送回县城。初次见面，章兴有些拘谨，但聊起给孩子上户，他逐渐打开了话匣子。他表示，“报假警”是民政局一个彭姓主任出的主意，而“派出所关系”指的是建始县公安局某派出所驻村的刘姓辅警，负责维持村里治安，三十多岁，“是刘雁的爷爷辈亲戚”。
11日上午，记者来到刘雁家，新修的两层楼房位于半山腰处，背山朝南，上下各有四个房间，门口晒着豆角和一些药材，与其他两户人家并排紧挨。章兴满头大汗赶回来，刘雁父母还留在山上忙着打理十几亩土地。推开仿红木大门，走进客厅的左侧第一个房间，刘雁独自抱着女儿偎在沙发上。她一米四十几的个头，皮肤白皙，体态丰腴。望着扑闪着大眼睛的女儿，刘雁一脸宠溺，洋溢着为人母的喜悦，“白天她爸还能抱一抱，一到晚上，就只黏着我”。孩子一岁多，她只带出门一两次，“就怕别人给我抱走了”。
章兴提供的“捡拾弃婴报案证明”、无生育证明及收养登记证章兴此前发来的“捡拾弃婴报案证明”上写着，孩子是去年8月15日凌晨2时许在自家屋后水沟处捡到的，但记者注意到，刘雁家的房子紧靠山体斜坡，坡上是一片玉米田，难以走近。“走形式来了一下。”章兴坦言，当天凌晨，他报警称“捡”到了孩子，在出警过程中，刘姓辅警“让人关了记录仪”，直接写了出警记录，盖完章就走了，“孩子丢在哪儿，都是他写的，我们只签了一个字”。出警结束后，接下来的笔录、失踪人口DNA对比等流程也“一路绿灯”。今年6月16日，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拾到女婴“情况属实”。
送记者到村口的路上，章兴接了一通电话，他语气轻快地说，“民政局昨天来过了，星期一应该就能办好，只差这一步了”。接下来的两天，章兴带着妻子往返于县城和乡镇补齐剩余材料，办出了收养证。9月14日傍晚，章兴发来消息，“户口上好了”。匆忙见了记者一面，他便和妻子赶回长阳县。
澎湃新闻记者获取的一份报案证明显示，邻居徐老汉是事发当时的见证人。他告诉澎湃新闻，他家的房子紧挨刘雁家，事发当时，他并未亲眼见到女婴被弃在刘家门前，直到次日刘家亲属抱着孩子到其家中借婴儿衣服，才被告知孩子是凌晨捡到的。孩子被丢在哪儿?他也说不清，“大概是丢在家门前吧。”他还表示，女婴被弃前，就已经在刘家住上了。
9月15日，澎湃新闻记者来到建始县民政局，找到了章兴多次提到的彭姓主任，他是儿童及养老福利科的负责人。建始县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一开始，记者以当地人的身份，询问如何将领养来的孩子合法化，他表示，“违反法律法规，涉及到买卖关系都不行。”聊了一会儿，见记者似乎有难言之隐，他示意可以去屋外谈。走到屋外的开阔处，彭主任点上烟，开门见山说道，“把你们的情况如实和我说”。当记者表示有一个买来的孩子，无法办理出生医学证明，能否通过“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上户，他犹豫了一下，说：“捡拾(的方式)很难，但你们能把那边弄好的话，也可以。”
他所说的“那边”，指的是基层公安部门。“孩子丢在哪儿，就找对应辖区派出所负责出警的人。”彭主任解释道，处理弃婴的收养问题，民政部门以公安机关的核查为准，在调取报案记录、失踪人口DNA对比结果等资料后，进入登报公示流程，“至少公示2个月”，接下来，核查收养人的犯罪记录、家庭收入情况、房产证明等情况，核查是否符合收养条件。
根据我国《收养法》要求，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三十周岁。章兴夫妇均满足以上条件。当记者追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落户，彭主任表示，“只能报警，没有其他路了。”章兴此前提到，从报案开始到上完户口，孩子都一直在家里。但根据2013年发布的《民政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安部 司法部 财政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宗教事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弃婴相关工作的通知》，公告期满后，仍查找不到生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需经主管民政部门审批后，办理正式进入儿童福利机构的手续。
对此，彭主任解释，疫情期间，福利机构内部采取封闭式管理，孩子均由符合收养条件的报案家庭暂时寄养。建始县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院长詹顺国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福利机构以民政局审核后的材料为准，不单独做调研评估，“只负责盖章”，收养登记、评估及发证，都由民政局彭主任一人负责。对于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上户这一问题，他回复，“只要程序合法，符合收养条件，就可以办理”。
村里张贴的“民辅警联系牌”詹院长还表示，目前当地有数十户家庭登记领养，但一般而言，采取“谁捡到、谁领养”的方式处理，“自己找(孩子的)来源”。他直言，不少家庭是因为孩子上不了户口，才办理收养证，“有些孩子已经养了好几年了”。也就是说，在弃婴的收养及上户所涉及到的三方机构中，公安机关是第一关，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关。根据章兴提供的信息及村里张贴的“民辅警联系牌”，记者拨通了刘姓民警的电话，但他否认与刘家相识，也不愿意作进一步沟通。
“宝宝在这样的原生家庭，实在太惨了”
去年12月，张芦依和上官正义在一个名为“缘分到了”的送养微信群里相识，彼时，她正急切地寻找送养人。张芦依今年8月中旬，张芦依传来了好消息，说领到了一个三个多月大的女宝。为了给孩子上户，她也准备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我们跟派出所说好了，等那个接警员值班。”9月1日，她又发来消息，“昨天刚去派出所报案了，等出证明。”9月16日，澎湃新闻记者在常熟市一餐厅见到了张芦依。说起领养孩子的经历，她眉头皱成一团，开始大倒苦水。
她现年32岁，和丈夫都从事会计行业，经相亲介绍后，2014年结婚。婚后，一直与男方父母住在一起。二人世界虽潇洒，但在长辈的心里，没有孩子，始终是一个心结。张芦依说，每年过年，双方亲戚围在一起吃饭，都要提起孩子的事。有一天，张芦依母亲不经意说了一句，“我都怕到你家吃饭了”，深深刺痛了她。“关键又不是我们不愿意生了，也是没办法啊，反正外人是不会理解的。”她的话语里满是无奈。
她想过做试管，但怕风险太高，也想过去福利院登记，但身边的朋友亲戚都劝她放弃，“福利院里绝大多数都是有缺陷的孩子，没有人会白送健康的宝宝进福利院，确定不要就托人找买家。”2016年，经介绍，张芦依认识了一位未婚先孕的高中生。一开始，双方谈好了价钱，但等张芦依夫妇赶到了医院，对方突然变卦，说要把孩子送给自家亲戚。“卖孩子的人会同时找很多下家，估计有人出了更高的价格吧。”对第一次失败，她始终有些耿耿于怀。
接下来的几年，托亲戚、朋友帮忙留意，搭上一些送养人，但领养之路始终不顺利。“每次问有没有，都说有有有，但后来都不了了之。”张芦依说，有个孕期9个多月的产妇，开始谈得好端端的，后来以感冒为借口，说把孩子打掉了。“谁信?现在没有孩子(的家庭)很多，孩子很抢手，就看谁出钱多呗。”
今年6月，张芦依的姑妈还在饭桌上提醒她，“有没有熟人，赶紧去领一个，没有孩子是不行的。”8月初，在一次喜宴上，张芦依婆婆的朋友提到有个女娃。当时，这个孩子已经三个多月大了。为了避免再被对方放鸽子，经两方中间人沟通后，张芦依和丈夫商量，第二天就把孩子抱回来。本来双方说好的是8万元，但接走的前一晚8点多，中间人通知她，“带好9万，孩子接走。”当天清晨7点多，张芦依和丈夫一行4人来到了送养人提供的地址，眼前的场景让她有些吃惊。
张芦依称，这是位于张家港的一个工厂宿舍，一家四口挤在不到5个平方的小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几乎没有别的家具。孩子刚刚洗完澡，躺在床上。旁边只有一个奶瓶、一个温水壶，还有一罐奶粉，“没见过的牌子”。张芦依说，孩子的亲生父母均是外来打工人员，三十多岁。两人各自在老家有孩子，再婚后育有两个女儿，一个三岁多，张芦依领养的是老二。给完现金，张芦依让婆婆赶紧把孩子抱走。孩子的母亲本想收拾两件衣服让她带走，回头看到孩子不见了，只是淡淡说了句，“已经走啦”，就忙活别的事情去了。
